70周年抗战胜利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36名日本战犯。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今年8月21日至27日，多位亲历者在北京、沈阳等地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场审判进行了揭秘。

    “我为了向东北移入日本的大量移民，夺取数达两千万公顷的土地以及房屋，并加以占据。农民们被夺去多年来自己血汗耕种的土地，被夺去房屋，被驱逐出家乡，流落到各地，陷入不幸处境。当我想到这些，我的胸中像针扎一样痛苦！我真诚谢罪，我承认全部是事实。”1956年7月2日下午，第一个受审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听完一名证人的证词后哭着向审判长表达忏悔。

    与东京审判不同的是，“沈阳审判中，在铁证如山面前，没有一名日本战犯不低头认罪。有的人甚至当庭下跪，向中国受害者道歉。”曾在特别军事法庭担任书记员、法官助理工作的权德源回忆说。

    战犯引渡

    中方派一个营兵力护航，2.5公里路程每10米一岗

    这批战犯刚被引渡到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态度傲慢，搬出国际法宣称自己是战俘而非战犯，要求无条件释放。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并抓捕60多万日本俘虏，他们被悉数押到苏联境内。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苏联决定将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969名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地位。

    战犯移交工作于1950年7月21日在绥芬河车站进行。当日凌晨3时，载有969名战犯的苏联专列缓缓驶入车站。为顺利接回战犯，保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中方准备专列并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布置在车站周围及车站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沿途街道，在沿途制高点配备武装岗哨。从车站到战犯管理所约2.5公里的路程，几乎每10米一岗。

    虽然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已瓦解，武装也解除了。但这批战犯被送到改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侵略中国的思想仍原封不动。“他们认为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瞧不起中国人，坚持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己是武士道精神，认为我们管不了他们。”今年84岁的权德源回忆说，有些将佐级战犯甚至理直气壮地对管理人员说：“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国际法上战俘要交换回国”，要求必须无条件释放他们。

    善待战犯

    花费38万元修缮战犯管理所，增设医院食堂

    对于这批引渡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始终要求坚持以人道主义原则对待。周恩来要求管理所保证战犯“不跑，不死”，管理所的任务应该是把战犯改造好，不是改造死。

    关押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来是日伪时期日本人关押日伪违法官吏的地方，后改为关押我国东北抗日爱国志士，不少抗日爱国将士在这里遭到日本战犯非人折磨。但为了安置日本战犯，专门提前进行修整，安装暖气设备，增建礼堂、医院、澡堂、食堂、理发室及部分宿舍等。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资料显示，修缮上诉项目共花费366亿东北币，合计人民币38万元。

    管理所专门请了营养师配餐，保证他们的营养。在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吃粗粮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专门为战犯准备细粮。“中央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日本战犯教育好了也可以改造，并提出要求：第一尊重人格，不准打不准骂；第二生活上照顾，高级将领吃小灶、中级将领吃中灶、下面的是大灶。”权德源说。管理所根据他们的爱好，经常做一些日本饭菜给战犯吃。按照日本风俗习惯，每年春节，管理所和有关部门联系买些粘米，让战犯们自己动手做年糕吃，且专门从中国医科大学请来10多位名医组成“战犯身体检查小组”，给所有战犯全面检查身体。

    审前侦讯

    工作团先后前往12个省市区收集材料取证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3月，最高检察院派出700人的东北工作团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对关押的战犯进行起诉前准备工作。加上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以及临时抽调来的审讯员、翻译、书记员等，工作团实际人数达900多名。

    成立“东北工作团”的原因是，当时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属于机密，但工作团人员庞大，且侦讯工作不仅仅是在管理所内进行，调查取证需要和许多地方、单位联系。如不成立专门组织，都由最高检出面，困难太大。而“工作团”是一种通称，不引人注意，利于对外保密。由于当时东北是个大行政区，便冠以“东北”二字，以示在东北地区工作。

    工作团是委员会制度，采取集体负责制，设主任、副主任，工作团委员会主任由当时最高检检察长李甫山担任。侦讯工作开始时，虽然经历三年多的教育改造，但仍有不少日本战犯拒不认罪。侦讯人员开始在战犯中开展认罪检举运动，向战犯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让有的战犯开始动摇，尤其是中下层战犯。

    为了配合侦讯工作，战犯管理所还从日本进口一些日本影片、新闻纪录片，订购一些日本报刊供战犯们阅览。日本战犯从电影、书报中看到战后日本真实的景象，以及民众十分苦难的情境，原来傲慢十足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伤，一些将级战犯还流下眼泪，承认日本确实战败了，并开始认罪检举。根据战犯交代的情况，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前往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12个省市区进行调查取证，收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书报等材料1.8万余件，为战犯的主要被控罪行提供扎实证据。

    组建法庭

    毛泽东推荐庭长人选，组建特别军事法庭

    1954年10月，工作团向周恩来汇报侦讯结果。随后，中央决定起诉、审判一些罪行严重的战犯，对于其他战犯免予起诉并无罪释放回国。经最高检研究，决定起诉45名日本战犯，其余战犯则分三批先后无条件释放回国。

    被起诉的45人中，藤田茂等8名日本军方战犯及包括古海忠之在内的28名组织、操控伪满政府侵略中国的战犯在沈阳进行审判。其余9人则在山西太原进行审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6年4月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由最高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战犯进行审判。在当时审判中担任书记员的郭志文回忆：“特别军事法庭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军队的，有地方的，有学校的。”

    特别法庭庭长由当时的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今年87岁的沈关生是贾潜当时的秘书，他记得贾潜为人谦虚，认为审判日本战犯这样大的国际性审判，应该请一个国内比较有声望的人担任，“但周总理找他谈话，说你是毛主席再三考虑后认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贾潜是学法律出身，又在最高法做过很多审判工作，具有法律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听了总理的介绍，贾潜表示任务很重。周总理则对他说：“你觉得任务重是好事。”

    两名副庭长分别由当时的最高法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担任。因为审判对象既包括日本军队将领，又包括伪满政府里的文职官员，所以8名审判员分别来自最高法和解放军军事审判庭。

    组建特别军事法庭的同时，中国政府专门为每名日本战犯聘请律师。权德源当时所在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的校长王敏求就担任法庭律师团的团长。权德源也因为是“学过法律又懂点日语”的年轻教员，被调到特别军事法庭先后担任书记员和助理法官工作。另一名担任书记员的王观强透露，当时还给每位书记员做了一套衣服，红颜色的。

    庭审控诉杀人方法各种各样，“证人证词听着真是要流泪的”

    对于当年特别军事法庭的内部设置，权德源记忆犹新。“在东边雪白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台下区域是正方形，前面是书记长席，北侧是公诉员席，对面南侧是律师席，审判长正对面北侧是被告人席，旁边是翻译员席，南侧是证人席；审判区域外，后面是旁听席，有100多个座位。”如今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路的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的审判大厅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的场景。

    1956年6月9日，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内的8名来自日本军队的战犯。由袁光担任审判长。当时担任书记员主要负责现场记录，没记清楚的还要晚上回去听录音补记。

    王观强依然清楚记得，在证人指证环节中，藤田茂的部队被指控在1936年2月26日包围山西省武义段，对当地村民用军刀砍、刺刀刺，刺死后扔到井里。一位名叫张葡萄的妇女指控藤田茂将她的婆婆用刺刀从背后刺死后，又从她怀里夺去年仅4岁的女儿砍死扔到井里。随后她自己也被带到井边被踢进井里，她也因此逃过一劫。“但是她的全家却在这次屠杀中被日本人杀光了。”王观强说。

    袁光的女儿袁塞莎记得父亲曾向她谈起过的这个片段，“张葡萄在叙述过程中非常悲愤，恨不得扑上去抓住前面的战犯。”

    “杀人的方法各种各样，法庭上那些证人作证的时候，我听得真的是要流泪的！”回忆起当年的庭审情景，沈关生很感慨。在第二场对古海忠之等伪满政府官员的审判中，对于证人的控诉，曾任伪满政府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哭着承认“全部是事实”。

    宽大处理

    “没有一个死刑，没有一个无期”，所有被告人泪流满面

    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藤田茂等8名日本军队战犯分别被判处13至20年有期徒刑；古海忠之等28名伪满政府日本战犯则分别被判12至28年有期徒刑。

    “没有一个死刑、也没有一个无期。”对于这个审判结果，当时还年轻的沈关生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死伤3500万人，如果都把他们判死刑，也补偿不了我们死的人。”但领导的开导让他想明白了，这些战犯大多数都是日本普通民众，是被政府拉入战争的。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让他们成为中日友好使者，远比判死刑有意义。

    宣判当天在现场的权德源记得，宣判结束后，所有被告人泪流满面，感激中国法律对他们的宽大处理。除被起诉的45名战犯外，其余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别于1956年6月21日、7月15日、8月21日被释放回国。沈关生说，释放的时候，战犯管理所给每个战犯发了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新的”。

    中国政府还给每名战犯发了50元人民币。“1956年50元人民币可以买多少东西啊！”沈关生感叹道，“但是这50元钱，除了买一些必要日用品外。他们买了《人民画报》，要带回日本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部分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摘编》、《战犯管理纪实》)